图1 河内羊头剑
1978年，徐州市铜山县收集到一只铁剑，剑全长108厘米，剑茎有21字错金铭文：“建初二年蜀郡西工官王愔造五十湅□□□孙剑□”。剑镡已残脱，铜质，内侧上阴刻隶书“直千五百”四字。（图2）
图2 建初二年蜀郡
1974年，山东苍山县收集到一只钢刀，刀全长111.5厘米，刀背上18字错金铭文：“永初六年五月丙午造卅湅大刀吉羊宜子孙”。（图3）“永初六年”为东汉安帝刘祜的第一个年号，即公元112年。“宜子孙”三字为锈蚀所掩，后经X光扫描发现。
图3 永初六年
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藏“永寿元年，□□甲午，卫尉梁君造作，五十灌二百五十辟，四尺七寸□，锻工□□□、羼工孙□削、削工原生、错工陈阳”错金铭文环首剑（图4）。“永寿元年”即东汉桓帝刘志年号。
图4 永寿元年
2011年入藏国家博物馆的“永寿二年二月，濯龙造，廿（灌）百辟，长三尺四寸把刀，堂工刘满、钺工虞广、削厉待诏王甫、金错待诏灌宜、领濯龙别监唐衡监作，䮈姚北主”。（图5）
图5 濯龙宫
1957年四川成都天回山汉墓出土书刀，刀身错有凤纹，长18.5厘米，宽1.5厘米。刀身错金隶书二十四字铭文：“光和七年，广汉工官，□□□服者尊，长保子孙宜侯王□宜□”。（图6） “光和七年”即东汉灵帝刘宏年号。
图6 光和七年
湖北鄂州博物馆藏三国东吴错金铭文环首铁刀，刀背错金铭文“……四年…除殊辟后永糜穷……”。（图7）此剑现存鄂州博物馆。
图 7 东吴
日本奈良县天理市栎本町东大寺山古墓出土一只东汉环首刀，学界普遍认为环首系日本本土本土制作，刀身为中国制作后传入日本。铭文：“中平□□五月丙午造作（支刀）百练清（刚）上应星宿（下）辟（不祥）”（图8）。
图 8 中平
秦统一六国后，将赵国冶铁大户卓氏迁入蜀地，至汉朝蜀地设立工官。蜀地造刀剑主供汉长安武库。南朝陶弘景撰《古今刀剑录》载蒲元奉诸葛亮之命造刀，“称元造刀五万口，皆连环及刃口，列七十二炼柄中，通之兼有二字”，铭文“七十二炼”。《艺文类聚》卷六十、《太平御览》蒲元别传载“为诸葛铸刀三千口”。这些史料可以相互印证蒲元善锻造刀剑，刀柄錾刻铭文“七十二炼”，“炼”通“湅”。
汉代刀剑铭文常常出现“卅湅”、“五十湅”，孙机先生认为此处的“湅”字应是“漱”字之省，而漱字在《说文·支部》“漱，辟漱铁也”，在《说文通训定声》对漱的解释亦为“取精铁折叠锻之”，湅数实际上就是指制作刀剑过程的锤打折叠层数。
国博藏永寿二年汉错金铭文铁刀，是国内已知铭文最多的汉代环首刀，此刀铭文中“濯龙”为东汉的宫苑名，《续汉书·百官志》载：“濯龙园，在洛阳西北角”。濯龙园是东汉时期洛阳城内规模较大的宫苑，位于洛阳城的西北，内有濯龙殿、濯龙池。铭文标注了钢刀的尺寸“长三尺四寸把刀”，汉尺为23.1厘米，故据铭文中所记录的刀身长度为78.54厘米，与实际测量的79.8 厘米接近。
此刀铭文中主造者和监造者俱全，各工艺的制造者都铭文其上，“堂工刘满”、“钺工虞广”、“削厉待诏王甫”、“金错待诏灌宜”。“钺工”目前其义不明，推测应该是锻造环节的专业工种。“堂工”应是锻造烧炉工种。“削厉”二字是指剑鞘和剑刃研磨的工序环节，《史记·梁孝王世家》载：“视其剑，新治。问长安中削厉工，工曰：梁郎某子来治此剑”。西汉景帝时期，梁王刺杀袁盎，刺客之剑留于袁盎之身，有司持此剑遍访长安的“削厉工”，一位削厉工说：此剑是梁王的人拿来研磨过。
日本汉学家泷川资言著《史记会注考证》中注释“削厉”：“削，剑室也。厉，磨石。谓作剑室及磨砺剑者”。此刀的刀鞘和研磨工艺环节是由“王甫”负责。“金错”是指对此刀装饰错金纹饰，错金银是战汉时期发展出来的一种在铜、铁上装饰金银的工艺，即利用金、银良好的延展性，将金银丝、片捶打进金属器表面不平整的纹槽之内，最后用厝石磨锉平滑，此刀的错金工艺环节是由“灌宜”负责。“待诏”其本意是“等待皇帝诏命”，以便供奉内廷服务皇室。汉朝将有才技而无官职者，征召入京待诏，后演变成一种具有临时和候补性质的职官名称。
通过对国博藏品的分析，可知在制造此环首刀过程中，各类工匠分工明确，每完成一道工序都要勒名于上，主造官和监造官的姓名也要镌刻其上，以示对制造工作的负责，并确保产品的质量。此钢刀以濯龙宫宫苑之名制造，在汉代的器物铭文中是极其少见的，说明这件刀应为汉恒帝之物。
由此，我们可知汉代刀剑制作是有极其严格的规范和管理程序，“物勒工名”制度在每一个环节得到了有效的贯彻。
2、两晋、南北朝刀剑铭文
目前国内外博物馆尚未有公布两晋、南北朝刀剑考古实物，这个阶段的刀剑形象只能通过壁画、墓室彩绘等资料获得，总体来看刀为环首刀形制，剑型不得而知。
晋人崔豹所撰《古今注》曰:“吴大皇帝有宝刀三,宝剑六:一曰白虹，二曰紫电,三曰辟邪,四曰流星,五曰青冥,六曰百里。刀一曰百链(炼),二曰青犊, 三曰漏景”。《晋书》卷一百三十载赫连勃勃造百练钢刀，为龙雀大环，号曰“大夏龙雀”，铭其背曰：“古之利器，吴、楚湛卢。大夏龙雀，名冠神都。可以怀远，可以柔逋。如风靡草，威服九区”，赫连勃勃的大夏龙雀铭文格式颇有时代风格，铭文内容较为可信。
南朝陶弘景撰《古今刀剑录》记载中国古代多个朝代刀剑的锻造和铭文，并对每把刀剑的名称、尺寸、铸造过程以及铭文等，均作详细叙述。笔者认为该书秦以前的内容，多是附会，未必可以采信。秦至汉部分所载的刀剑铭文，少则一字，多则十余字，与今出土实物中铭文的风格无法对应。此书的价值，笔者认为是反映了南北朝之前重要刀剑錾刻铭文的习惯。
国内虽然目前没有铭文南北朝刀剑出土，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朝鲜半岛公元5世纪的一只铭文环首刀，铭文“不畏也□令此刀主富貴高遷財物多也”（图9），此件藏品为朝鲜半岛的三国时期，对应中原地区是南北朝晚期至隋。目前学界认为是半岛地区按照中原南北朝形制制作的环首和铭文，此铭文的格式、字体虽与中原地区铭文有差异，但是其吉语的表述形式，明显还是对汉制铭文的延续。
图9 不畏也□令此刀主富貴高遷財物多也
3、隋唐刀剑铭文
隋唐两朝由于国家法令的规定，极少随葬刀剑、甲冑，故今人在隋唐考古中极少见到刀剑实物。但《唐六典》记载官造军器需錾刻铭文，从市场购买的军器也需有铭文：“凡营军器，皆镌题年月及工人姓名，辨其名物，而阅其虚实”、“凡与官交易及悬平赃物，并用中贾。其造弓矢、长刀，官为立样，仍题工人姓名，然后听鬻之；诸器物亦如之。”
目前唯一有铭文的唐横刀出自窦皦墓，现保存于陕西考古研究所。窦曒金装环铁刀保存相对完整，刀长84厘米，刀脊镶嵌有一行错金铭文，前部分几字因锈蚀无法得知内容，唯后半段依稀可辨，为“□尺百折百练匠□□兴造”。（图10）
图10 窦皦唐刀
北宋刘敞的《公是集》中的“贞观刀记”载宋人得唐刀，该刀背错金铭文： “贞观十六年，并州都督府造锷，刀匠苏四等造，专当参军事王某”。铭文记载了制作的时间、地点、参与的工匠及监管的官员。据刘敞所观唐刀的铭文，笔者推测窦皦墓唐刀前段文字应该有年款和制作工官款。
除此目前所见的窦皦墓横刀外，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“丙子椒林”剑、“七星剑”均为隋唐中原制刀刃，传入日本，可以做为部分参考。
初唐时期，初唐时期唐刀铭文格式基本沿袭汉制，铭文仍旧錾刻于刀背，大体保持了“纪年+制造工官名+工艺+工匠+规格”格式，由于缺少比较的样本，此铭文风格较难成为通例。中唐、晚唐之后的唐刀实物至今未见明确出土资料，铭文资料也未见于史料，故中唐以后的铭文格式特征无法得出。从日本保存的“丙子椒林”剑、“七星剑”、“吴竹杖刀”等唐刀剑来看，在刀剑刃体错金图样的风格开始流行，文字铭文字数开始减少，此风格在后世的辽宋刀剑中得以继承和体现。
4、宋、辽、金刀剑铭文
1974年5月，江苏省丹徒县出土一只南宋环首铁刀。刀脊近茎处錾刻“两淮制置印侍郎任内咸淳六年造”十四字（图11），此刀是目前唯一有铭文南宋刀，现存军博。国内收藏家九月先生收藏的南宋环首刀中，刀剑的刃体靠刀茎处装饰有错金龙头纹饰，刃体装饰云纹（图12）。铁锤先生收藏的北宋月牙剑格錾刻“宣和乙巳”年款，是目前已知的唯一北宋刀剑铭文（图13）。赵强先生收藏的五代北宋剑刃，表、里两面错金二十八星宿纹和云龙纹，是典型的对晚唐制式的继承。
图11 两淮 宋刀
图12 九月 宋刀龙纹
图13 宣和乙巳
1985年，在黑龙江省勃利县出土一只金朝铁刀，通长87厘米，宽3.7厘米，刃长71.5厘米，柄长15.5厘米，刀背末端最宽处錾刻楷书“大定二十九年□造”（图14）。首都博物馆藏金皇陵七星剑，仅在剑尖出现七星纹饰，并无铭文。
图14 大定二十九年战刀
迄今为止，博物馆系统尚未公布有铭文的辽刀剑资料，随着中国武备文化收藏的成长，国内收藏家藏品中发现了数只辽刀剑刃体装饰龙纹、云纹、毗沙门天王像，但是未出现有年款、工官铭文（图15）。
图15 辽 毗沙门天王
5、元明清刀剑铭文
目前为止，未有博物馆和收藏家收藏有铭文的元代刀剑实物，故无法得知元代刀剑是否使用铭文。
明朝刀剑带铭文的整体分成几类：年款类、制作单位类、梵文款、日本国某某州、刀茎匠人款、画押款。
图16 万历十年
国博藏一佩刀，铭文为“万历十年，登州戚氏”，属于年款类（图16）。明朝有一刀型与《武经总要》中宋手刀相似，刃体靠刀茎处錾刻铭文“工部制造重二斤零”（图17），刀茎有印章款“天一”、“天四”不等，属制作单位类铭文；明朝部分佩刀会在刃体浅浮雕梵文或鋄金银梵文，梵文多为兰扎体种子字（图18），部分刀剑梵文是反的，说明制作刀剑铭文的匠人其实并不明白其意，完全是按照图像的形式在雕刻梵文；明朝部分仿倭刀型，在刃体靠近刀茎部位浮雕“日本国红毛州宝高造”、“日本国沙麾州宝高造”等铭文（图19）。明朝极个别刀剑茎有匠人姓名或印章款（图20）。
图17 工部制造
图18 梵文
19 日本国 宝高造
图20 明 陈华
清朝宫廷御制佩刀部分有铭文，现存于法国巴黎军事博物馆的清康熙时期宫廷佩刀有满文款识（图21）。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时期制作的“天、地、人”系列刀剑，都有铭文。以“太阿”腰刀为例，刃体文字、纹饰为上下结构，佩表面刃体底部错银“地字一号”，纵为“太阿”；佩里面横为“乾隆年制”，纵为错金、银、铜丝组成的一人在云月下试刀图，并接以错金、银、铜丝构成夔龙龙变形图案（图22）。
图21 法国 康熙
此批刀剑取名极为慎重，铭文多用吉语和典故，例如“天字二十五号兔胆刀”，“兔胆”的典故来自晋人王嘉《拾遗记》：“昔吴国武库之中，兵刃铁器，俱被食尽，而封署依然。王令检其库穴，猎得双兔，一白一黄，杀之，开其腹，而有铁胆肾，方知兵刃之铁为兔所食。王乃召其剑工，令鋳其胆肾以为剑，一雌一雄，号干将者雄，号镆铘者雌”；“天字十七号善胜”刀的“善胜”就属于吉语。较为耐人寻味的是乾隆这批刀剑中有相当数量的刀剑铭文是重名的，如“霜明”、“涌泉”、“摇电”、“秋水”、“苍精”都有数只重名。
清代职官刀剑中少部分有铭文，有一部分在刃体錾刻铭文（图22），鋄金或印戳蒙古字（图23、24）铭文；有些刃体会雕刻印章款（图25）；清代晚期有些刃体会錾刻“马到功成”等铭文。
22 乾隆
图23 蒙古文印章
图24 鋄金蒙古文
图25 鋄金龙纹印章
二、物勒工名制度与铭文格式变化显示出的社会变革
汉代兵器“物勒工名”制度延续于秦。基本归纳为“纪年+制造者工官名+工艺+器具名称及规格+吉祥语”格式。在已知的汉代刀剑铭文中的工官机构，体现了汉王朝在手工业生产中所采取的管理措施。汉代兵器制作中对工艺中的“灌”、“湅”之数进行明确记录，并以铭文的形式记载于刀剑，是优质兵器的身份证明。两汉刀剑铭文吉语与西汉中期崇尚仙道、长生之术有关，故刀剑铭文中使用吉语以期利主，这样的吉语风格一直延续至南北朝，影响整个东亚地区，铭文格式传播至朝鲜半岛和日本。迄今所见之汉代錾刻铭文钢铁刀剑文物，显示东汉刀剑中铭文较多，推测西汉及新莽时期，刀剑应该也錾刻铭文，只是流行程度不似东汉更高。
目前已知的唐初期刀剑铭文基本还是遵循汉、南北朝的制度，仍旧保持了“纪年+制造工官名+工艺+工匠+规格”的格式。至唐中期以后，刀剑的风格产生了较大的变化，更多的吸收了西域的文化风格，这个阶段唐朝刀剑的铭文未见资料，从日本保存的中唐时期唐刀来看，刃体开始出现星宿纹、云纹。笔者推测中唐之后，高级唐刀剑应该在刃体装饰星宿、云纹、龙纹，只是目前尚无考古实物可以佐证。
两宋与辽、金、西夏、蒙古四国交战，故刀剑制作规模极大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载：“熙宁五年......遂命内臣领工置局，造数万，分赐边臣。斩马刀局盖始此”。如此大的制造规模，是不可能在如此多的刀剑上錾刻铭文。从已知的宋刀剑铭文来看，铭文仅为“纪年+制造工官名”，工艺部分已经不再被记录，说明宋代“百炼钢”技术已经成为常态，所以刀剑的铭文中也无需再记录此种工艺。辽、金两朝由于是少数民族政权，立朝之后才开始创立文字，故在刀剑上也极少錾刻铭文。唯一的金朝刀铭文也只记录了“纪年”。
公元11-13世纪开始东亚地区的刀剑逐渐减少了错金、錾刻铭文，即便是有铭文也放弃了吉语和记录对工艺特性的内容，铭文的位置也不仅限于在刀剑刃体，在装具、刀茎上也有铭文出现。特别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刀剑上开始出现特定纹饰的内容，特别是龙纹的出现，这个阶段开始用纹饰图样具有的寓意来替代文字，是中国刀剑吉语转化成特定图案的开端。
明梁庄王墓出土佩刀、万历皇帝陵出土的刀是目前所知的明皇室佩刀，这两只刀都无铭文，说明明皇室并不注重刀剑上錾刻铭文，故军器中也极少錾刻铭文。明代刀剑铭文中“工部制造重二斤零”是唯一有制作机构名称的，此类刀在黑龙江博物馆有收藏，并錾刻蒙文，笔者同类藏品有藏文款。说明此刀应该在明朝境内装备了相当的数量，但是由于没有史料记载，也无法厘清其具体制作年代。明刀中的梵文字铭文，是因为明朝初期较为崇信藏传佛教，将藏传佛教中种子字的寓意寄予刀剑。明朝中期后对倭刀颇为喜好，明初中日勘合贸易和明中期倭乱，使大量倭刀流入中国，两个阶段的倭刀输入对明朝刀剑产生的较大影响，由于需求量增加，部分地区开始制造仿倭刀，此类仿制品既有明官方也有地方制作，现存国内收藏家的十余只带“ 日本国……”铭文仿倭刀的刀茎都是中国风格，笔者推测此类刀应该是中国南方地区制作的仿倭刀，在刀身上錾刻“ 日本国…州”，“沙麾州”有可能就是“ 萨摩藩”，“红毛州”属于臆造，这些仿制品通过錾刻文字，以证明是日本制造，进而投入市场或装备军队，由于现存史料尚未发现与此相应的记录，此推测尚需深入考证。明朝少量的刀茎匠人款不太具有普遍意义，只能说明部分刀剑制作中匠人有意识錾刻铭文或者画押。
清朝宫廷佩刀部分有铭文，职官佩刀少量有铭文，铭文中有蒙文、藏文、中文，总体都是以姓名款为主，多为刀主私刻。部分刀剑有画押型印章款，此类款识应为某地区制作的刀剑的画押。总体来看，清朝刀剑没有形成规范的铭文格式，整体都是以简单的匠人款或画押型为主。
三、小结
中国武备中钢铁刀剑铭文两汉时期制作水平最高，铭文最为规范完整。至隋唐，工艺水平尚有汉遗风，官方制作刀剑开始逐渐失去对铭文的兴趣，开始在刃体装饰错金银星宿纹、云纹等纹饰。辽朝继承了唐的风格，刀剑也出现类龙纹、天王像、星宿纹。两宋、金刀剑器形简洁实用，皆因频繁的大规模战事所致，制作水平相较于汉唐明显开始下降，刀剑基本放弃了对铭文的要求，部分装具有纪年，部分高级刀剑错金、银星宿纹、龙纹。此后，文字型铭文逐渐开始向图像型铭文转化，记载工艺类的铭文彻底退出，符号、特定含义的图像替代文字吉语，成为后期中国钢铁刀剑刃体上铭文的主流。
明、清时期火器逐渐成为战争的主要力量，刀剑的作用进一步被弱化，清宫廷除了康熙、乾隆御制刀剑有明确铭文，整体刀剑制作中对铭文也无明确要求。刀剑制作的规范和水平随着中原王朝更迭逐渐减弱，伴随刀剑的铭文也随着刀剑的式微，逐渐弱化和消亡。乾隆御制刀剑的铭文，是中国钢铁刀剑铭文最后的回光返照，也是钢铁刀剑最后残存的一丝尊严。
本文得到了杨勇先生、铁锤先生、赵强先生的帮助，特此鸣谢。
参考文献：
1、徐州博物馆
2、仪征博物馆
3、中国国家博物馆
4、东京国立博物馆
5、黑龙江博物馆
6、《唐六典》
7、《拾遗记》
8、《清宫武备》
龚剑，网名不戒，毕业院校：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自动化系。2000年开始常年深入藏区收集各地区的藏刀、长矛、盔甲、火绳枪等，历史十余年确定了藏武备研究方向及理论框架，正撰写《藏武备》。近年从事古法刀剑复制和传统金工技艺研究工作。
《藏族长矛的传承》 2005年《轻兵器》
《戚家刀收藏与辨识》 2006年《收藏界》
《唐刀—大唐不灭的传说》 2006年《兵工科技》
《藏兵天下》 2006年《收藏界》
《藏族土司佩刀考》 2007年《时间艺术》
《雪域藏刀》 2009年《收藏界》
《藏密金刚杵的源流与鉴藏》 2011年《收藏》
《从藏族冷兵器看汉藏关系》 2012年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》专题报告
《寻刀记》CCTV7军事频道 2014年拍摄
《我从汉朝来》 CCTV9记录频道纪录片 2015年拍摄
图文由作者提供
本文曾刊登于2019年《收藏拍卖》杂志12月刊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